【立報記者李宜霖台北報導】「不是家人不能一起吃飯。」菲籍看護工Anna用不流利的中文說著。Anna蜷居在小閣樓裡，沒有自己的房間，還受到雇主爺爺的性騷擾。這是編導兼演員藍貝芝的《無枝nostalgia離家行動計畫》裡，呈現的台灣社會底層移工情況。
藍貝芝提到，她的戲想處理外籍看護工的生存狀態，以及曖昧、無法分辨是非的情感流動。運動的論述很清楚看到壓迫者與被壓迫者，但比較難看到移工幽微情感的部分，她認為，戲劇可以去探索複雜、灰色地帶的東西。
藍貝芝試著探索看護工在照顧老人時，跟這一個家庭的關係是什麼？她是家人？勞雇關係？因為有情感的付出，讓勞雇關係更加複雜，權利的關係更不清楚。
糾結的家庭關係
藍貝芝的創作緣起於再拒劇團公寓聯展，主題是家，不同組的創作者，在公寓的各個角落，包括廚房、客廳、臥房演出，每組選擇家裡不同成員，用不同故事去呈現。藍貝芝選擇在儲藏室，處理外籍幫傭這個角色。
藍貝芝對性別議題感興趣，她的外婆中風多年，家裡面長期請外籍看護，因此聯展對藍貝芝來說是一個機會，從親人的經驗出發去思考這個議題。
藍貝芝演出獨角戲，一人分飾二角，劇情跨越時空。她飾演菲籍看護工Anna。Anna在擁擠的家中移動，幫阿公搧風講故事、處理家務，或者到自己的小臥鋪望著家鄉的照片。她也飾演雇主太太，在客廳跟一群貴婦講話。
藍貝芝提到，如何在同一空間，讓觀眾感受到不同的對象，而觀眾本身也是不同的對象，有時候演員把觀眾當成朋友，有時候是貴婦，有時候是旁觀者。她認為，單人表演跟觀眾的距離，有很多範圍可以調整，可以很近，也可很遠，可以讓觀眾感受不同層次的敘事觀點。
空間的權力
《無枝》劇第一版的呈現是在特定的空間裡，藍貝芝說，空間處理是這個戲的重點之一，《無枝》劇在台北小地方酒館演出，前兩個月在澳門，接下來要去花蓮巡演，每一個場地都不相同，但她認為，演出需要小的場地，去呈現出外傭生活、工作所面臨的擁擠與壓迫，實體空間的壓迫，隱喻了移工所面臨壓迫的處境。
由於每個地方空間不一樣，必須做調整。藍貝芝說，澳門演出是在藝廊的客廳，比較舒適，但她還是把20幾個觀眾擠在客廳裡；台北小地方酒館的2樓，有閣樓的感覺，她把桌椅全部堆疊，好像住在雜物堆裡，有觀眾反映，就如同外傭住在家裡的閣樓。
《無枝》劇是彈性的做各種改變，不像一般劇場會有一個固定場景。藍貝芝說，花蓮的展演，將會在辦公室的小儲藏室，屆時感覺又會不同。
移工知識問答
《無枝》劇中，Anna想要放假，想要出去玩，可是她無法休假，這也是移工普遍的狀況。Anna只能幻想到哪裡去玩。她幻想黃金計程車電視節目的情境，只要你答對問題，計程車就可以帶你想去的地方。藍貝芝藉著電視問答這個機會把觀眾帶進來，她認為，戲需要有跟觀眾互動的部分，去詢問觀眾對於移工的常識。
例如，藍貝芝問觀眾：四方報沒有哪種語言？答案是四方報目前有越文、泰文，沒有印尼、菲律賓語，讓大家知道台灣有發行東南亞語言、關注移工的報紙。
藍貝芝在機智問答中，曾問到誰不能捐血。她認為，過去曾規定同性戀、外勞、性工作者不能捐血，她想藉由機智問答，暴露出原來台灣社會有這樣荒謬與歧視的規定，可是一般人平常不會知道。
藍貝芝表示，目前還有很多人不知道最低工資是多少，現在基本工資調高為1萬7,280元，但仍有很多移工拿的是未調的工資1萬5,840元，她希望藉由問答去呈現移工的狀況。
《無枝》劇中有類似紀錄片《T婆工廠》的部分，有著移工同性伴侶的關係。藍貝芝在寫劇本時，曾遇到這些同性伴侶，有一些移工可能在母國有男友、先生及小孩，當她們來到台灣，她們選擇同性伴侶的關係。藍貝芝認為，在一個離鄉背井的環境裡，人需要溫暖跟支持，同性伴侶的關係其實是常態，戲劇可以呈現這樣的生存樣態。
藍貝芝本來試圖演爺爺角色，賦予爺爺聲音，但一直沒有找到對的方式呈現。藍貝芝說，Anna跟爺爺有著勞雇權力不對等關係，爺爺是雇主比較強勢，爺爺希望Anna幫他性服務，但爺爺另一面在體能上實際上非常弱勢，年紀老且生病，需要Anna的協助，Anna在這一層面看來又具有權力。
藍貝芝回憶，她自己的外婆跟外籍看護的關係，有時也會有微妙的轉變，外婆心情不好，責備看護，看護在外婆下次需要服務時，會假裝沒有聽見，這種情況就會出現誰比較有力量的權力關係。
藍貝芝後來決定不賦予爺爺聲音，爺爺在性騷擾上很強勢，但另外一方面又很弱勢，他不能說話，他的發言沒有人想聽，不賦予爺爺真實的聲音，具有這層意義。
藍貝芝認為，戲劇未來還會持續發展；仲介在移工的勞動關係上是很重要的角色，她以後會在劇情上處理這層關係。她也希望戲劇在與台灣移工處境類似的國家，如東亞香港、新加坡、韓國地方巡演，在國際上交流彼此工作、政策上的異同，讓更多人理解移工的身分。
10月15到17日晚上7點半，《無枝》劇在花蓮的乙皮畫廊（原心關係畫廊）演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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